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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治理

 

文/张文木 2018年12月26日 来源:观察者网 bob体育竞猜网首页整理编辑


  目录
  一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二 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且立于不败之地
  三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制度,不仅是对中国的发展,也是对亚洲和平作出的划时代贡献
  四 国家的统一性和主权的完整性是世界体系现代性的基础
  五 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治理



  讲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治理,要从认识论、中国特点、世界体系及其治理等方面切题[1]。

  一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中国人民在解决近现代世界问题的实践中提供给世界的治理世界的中国思路和方案。因此,要理解毛泽东思想,不仅要认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线索,更要认识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历史及其文化演进的特点与脉络;也就是说,不知世界近现代史,我们就不能认识毛泽东思想;不知中国历史文化,我们也不能认识毛泽东思想。同样的道理,如果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不能自觉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应对未来的世界的挑战,更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1.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以中国和印度为例

  中国应该是有治理世界能力和资格的国家,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世界还真是不能小看。中国人的自信不是空话。我们走到今天,大家看看世界上,论历史年代,论它的久远,基本上少有跟中国能比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2]世界上保持大版图且长时间能保存下来的国家是不多的,中国能保持这么长时间,还真值得研究一下。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3]

  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是英美人建立的,这个体系目前已是千疮百孔,但它毕竟有过辉煌的历史。昨天美国人曾经羡慕过英国,今天我们也曾羡慕过美国,羡慕过西方。但是仔细想一想,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我们中国这么长的历史,有的同学说长历史算什么,问题是长历史还保持这么大的版图是一种能力。中国讲究“久”,久久为功,能长久的才是有力量的。与中国同龄的大版图国家,好多都没有了。罗马帝国没有了,拿破仑帝国没有了,奥斯曼帝国没有了,奥匈帝国没有,大英帝国没有了,苏联帝国在眼前没有了,美帝国主义也快没有了。而中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4]。

  在这其中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在我们眼前看着一个偌大的苏联帝国确实已经没有了,另一个帝国确实已经开始在崩溃了,而昨天还让人家瞧不起的中国却在这瞬间让他们刮目相看了。这种历史上罕有的高浓缩的事件,在我们眼前就像过电影一样,让我们这一代人全看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问题在于,中国在这些大变局中却更加生机勃勃,其发展持续三十年后仍强劲有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所以说我们是幸运的,这首先归功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

  在此,需要说明一下,我说的美国衰落,不是说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衰落,而是说作为帝国的美国衰落。比如作为帝国的苏联不在了,但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俄罗斯还在,美国将来也可能是在,但它已不是帝国了。今天特朗普外交大幅放弃美国所承诺的海外责任,就是作为帝国的美国衰落的标志。

  说中国就不能不说印度,因为印度,当然还有埃及,是与中国同龄的大版图国家。

  印度和埃及与中国都属文明古国,但今日印度的“内脏”、灵魂甚至骨架已被英国殖民统治者完全粉碎了。埃及也是一样。英国从欧洲分裂中大获其利,为了实现其殖民利益,它将利用欧洲大陆破碎操纵欧洲政治的经验移植到英殖民国家。如果说欧洲版图是“根骨粉碎性骨折”,这最多让欧洲扩张不远;那印度大陆就被英国人弄成“盆骨粉碎性骨折”,这使印度不能再生。这都是英国殖民主义者惹的祸。因为只有使印度更深度地碎片化,小小的英伦岛国才能实现对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印度的殖民统治。

  那么,为什么英国在二战后离开印度时又要为南亚次大陆保留印度这么一个主体版图呢?因为英国人在退出印度之前还有复辟昔日帝国的安排,还要恢复它的世界权力。要控制世界就得控制印度洋,就要控制印度。印度洋是世界制海权的核心,因为这里是世界工业资源的心脏。如果说古代霸权控制世界的本质是为了占有农耕土地,近现代霸权控制世界的本质则是为了占有工业资源。

  英国退出印度前,为其重返印度洋的目的,加速推进印度社会的碎片化,这首先表现在所有制方面。与中国不同,印度独立时,没有经过革命,尼赫鲁空有一个总理头衔,手头既无钱也无军队,面对英国人留下的庞大的“胡汉三”“刘文彩”“黄金荣”“杜月笙”等大小私有者,一个都动不了,什么也干不成。与中国比较,就说修路,你看中国一条路就修到青藏高原上了,日本狭小做不到,印度版图大更做不到。2000年我到印度访学一年,给大家看看这是我在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正门前拍的照片,就这样子:



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系正门 张文木摄于2000年


  这是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正门,当时我经常从这里进去上课。听说现在还是这样。尼赫鲁大学可是世界著名学府,这样的破落的大学院系在咱中国是找不到了。为什么不改变?因为它没有经过革命,庞杂的私有制,封建主义、殖民主义直到到资本主义的大小私有制全保留着,搞不动。体内若有太多的营养截流,很快就会出现营养堆积,“将军肚”,血脂高都出现了,最后就是并发症。所有制与人的身体一样,过度的财富截流所引起的“并发症”,就是社会革命。

  与印度不同,中国经历了彻底的社会革命。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5],中国革命打通了中国社会的“任督二脉”,革命后的中国获得了新生。

  在这个问题上,还真要“感谢”那位蒋委员长,抗战后他挑起内战,一打内战,那些大大小小的胡汉三、杜月笙、黄金荣、刘文彩等全部被赶到台湾岛上去了。大陆这边生产资料所有权干净了,就留下两大部类,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投资没有无效截流,真正做到了毛泽东说的“多快好省”。大家知道,造成大面积和持久浪费的因素主要在于私人所有制对投资的过多截流。比如,修一条从清华到北大的公路,一路上只要有胡汉三、刘文彩等大小地主的土地私有权,你都得向他们付出几乎是天价的租地或买地的费用。中国现在住房商品化了,“钉子户”也就出现了,拆房的代价与过去比就不可同日而语。这还没有涉及土地所有权。目前土地所有权还是国家的。可是印度是私有的,所以,他们做不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多快好省”,搞什么都搞不下去。

  在地缘政治上,英国人为了自己的殖民私利,在离开印度时几乎把印度版图原有的地缘政治优势全给人为破坏了。大家看这张印度的地图,这是我在家里自己拍摄的。在此,我顺便给同学们多说两句,我们学地理、学国际政治的时候,要学会看立体地图,不能只看平面地图,平面地图看不出的东西,立体地图就能看出来。看平面地图说得是神话,看立体地图说得就是人话。我们很多老师上课的时候,在平面地图上“指点江山”,状如赵括,多不靠谱。当年毛泽东进军西藏平叛,胡适和西方学者说中共拿不下来。毛泽东反驳说胡适“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至于其中原因,像他那种“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6]



印度地形 张文木根据《世界地形》(星球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拍摄


  大家看,这是印度,其面积占据南亚次大陆主体部分。它对中国有影响的是西东两面:西面是巴基斯坦,从这里可南下印度,北上中国;东面有缅甸,从缅甸可进入中国云南和西藏。这西东两条路相当于拥抱中国青藏高原的左膀右臂。印度南面的斯里兰卡相当于印度进入印度洋的前脚。英国殖民统治时,他们牢牢控制着这三个地区。当英国走时,让北面的巴基斯坦、南面的斯里兰卡和东面的缅甸都从印度独立出去了,这样一来,印度向外伸张的“胳膊腿”都被截掉了。北不能拥抱青藏高原,南不能拥抱印度洋,最后就留了个没胳膊没腿的上半身,还浑身是私有“病”,保留了庞杂和不能触动的私有制。英国人为什么当时只把巴基斯坦分裂出去而不把印度版图彻底分裂呢?英国人还要回来控制印度洋,留个大印度做基地。但在回来之前,让印度什么都干不了,更不能强大。

  1948年,中国与印度大体处在一个起跑线上。1947年8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分裂,分出印巴两国。同期我们在打内战,但避免了国家分裂。为什么我们能避免国家分裂,除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历史进步潮流外,还有就是我们党掌握着军队。印度国大党什么也没有,尼赫鲁上任时就是个空位置,要钱没钱,要枪没枪,干不了事。为什么?英国人就不让他干事,英国人有意使印度成为“残疾人”,块头很大,内脏和灵魂却被英国人踩碎了。英国历史学者埃德蒙·R.利奇在《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一书中发现:“教派归属很好地充当了分裂的标志。”[7]到印度看看去,印度所有权庞杂,诸神众多。神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在人间的图腾。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告诉斯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不会实现独立的。”[8]

  有人说,你说的是近代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当代印度已构成对中国有威胁的国家。

  我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大家再看这幅立体地图。印度这个地方没胳膊没腿的,难不成还能从这恒河低地爬上四五千米高的西藏高原?怎么上,上不来。大家查查历史,几千年来,以现在的版图,中国北面、东面和西面的边界线都有伸缩,只有西南边界没有变化,其间印度就与中国中原政权也没有打过什么像样的仗;当年土藩王朝崛起于拉萨南面雅砻河流域,可它没有就近向南扩张至印度而是向北扩张至甘肃一线,为什么,向南地形不允许它。

  藏南在这个地方,你若只看平面地图,就理解不了1962年毛泽东为什么出手后又迅速退回来了,看立体地图就知道了。下去容易回来难。1962年,尼赫鲁在这个地方骚扰我们,坚持所谓的“麦克马红线”,基辛格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9]他说的对不对呢?是对的,因为没有充足的补给线,山高路险,进易退难,人家一旦逆推回来,你就危险了。毛主席这一仗打得非常好,动如脱兔,静如处子,有理有节。与古巴导弹危机同起同落,让美苏根本插不上手。尼赫鲁在这里打了一个糊涂仗,想等着美国来帮他,可美国人来时战争已经结束了,中国还把印度俘虏养得黑胖黑胖的,枪擦得亮亮的还给了他。从地形论,毛泽东处于不利一方。现在还有人埋怨毛泽东为什么退回来,你说为什么退回来,不行你来试试?有的人还说毛泽东不懂现代战争,那请问在藏南地区是用坦克还是用导弹?

  四川之于秦岭与印度之于西藏高原,在地形上有相似之处。曹操当年从秦岭南下占领汉中后又将汉中──更不要说四川──放弃了,退到秦岭一线。毛主席读书读得活,20世纪30年代有人说毛泽东就知道《三国演义》[10],同学们,看什么书不要紧,关键是看活。你就看了圣经、看了马列,读死书也是白搭。毛泽东书读活了,作战完全是因地制宜的灵活套路。有的同志研究说,曹操当时应该趁势把四川拿下来。看看蒙古大汗蒙哥入川后战死在钓鱼城的史例,就会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曹操若拿下四川,最好的结果是变成四川人,那样他就不是一个中原帝王了。四川这个地方和印度是一样的地形,进去容易出来难。当年张国焘要退回四川,1938年蒋介石入川,重庆和汉中全在他手,这时张国焘若在回四四川,那结果充其量就是被刘备算计的刘璋,或被清人剿灭的张献忠,而不可能是曹操或李自成。毛泽东当时告诉张国焘说不能进四川,进了四川就会被“瓮中捉鳖”[11],张国焘不听,为什么张国焘会这样?北大毕业的,不接地气。

  北京大学是一个很不错的大学,思想开放,但也有不接地气的缺点。前阵北大到处拉“杰出”校友,为名人立像。我说1918年至1919年间,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当过管理员,还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12],为什么不拉这样的校友并为他在今天的北大图书馆前立个青年毛泽东像呢?青年毛泽东手握《湘江评论》,冷眼向洋看世界,立志“改造中国和世界”[13],我们的孩子看了这以后就有报国壮志。立了那么多雕像而不立青年毛泽东的像总得有一个道理吧。论打仗,跟毛泽东比不上;比写毛笔字吧,写不过;写作文,写不过;搞哲学,搞不过;搞历史,也搞不过。搞不过就是不立像,这就没文化了。如要彻底,那干脆就把校牌“北京大学”四个毛体字换成仿宋字,不换,为什么,舍不得,毛泽东这几个字写得太好了,这显然是不敢面对现实的鸵鸟做法。为什么?不接中国地气,不接中国问题,满脑子西方标准。看看印度吧,若没有毛泽东,今天的中国可能还不如印度。

  接地气的人,一定要面对现实。生死之地见真理。张国焘后来亏得跟着毛泽东到了陕北,不然1937年蒋介石到了重庆以后,就真没有出路了。我们张家有两个人都爱到四川,一个是张献忠,一个是张国焘。李自成进了四川以后,不留恋,顺着汉中出来到了陕南,后来进了北京。毛泽东从四川出来后,进入陕北,最后也进了北京,取了天下。

  除了毛泽东,历史上还有两个有哲学的大人物至印度家门而不入,一个是来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他生于公元前356年,卒于前323年,有学问,他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有学问的人,他的学生亚历山大自然就有哲学头脑。他从希腊打到印度河上游后,思考了三天最终班师回朝[14]。他为什么不南下进入印度呢?进去就出不来了,这对亚历山大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第二个人是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把整个欧洲都打遍了,也在印度河边停下来了,请丘处机在那儿谈了三天。丘处机跟他谈什么,谈养生[15]。大家要知道,丘处机是一个大学问家,学问家和政治家谈话是有讲究的,不会直接谈政治,他谈养生,养生与政治的道理是相通的。战略是干什么的呢?战略就是用于国家养生的学问,不是用于国家拼命的学问,不要把战略弄得见谁都打,那是战役层面的事;战略是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的学问。如果凭打就能打出天下来,那我们在这儿找一个身体最好的,出门见人就打,看他能走多远,我估计两个保安就把他制服了。“911”后,小布什说有七个邪恶轴心要打,中国、俄罗斯都在里头,你说这不是疯了吗。为什么美国会出现小布什这种人呢,不接地气,富家子弟,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知事情之难,看的是平面地图,不看立体地图。

  成吉思汗与丘处机谈话之后,最终决定返道新疆,取中原。成吉思汗身边还有一个耶律楚材,他与丘处机一样也是有学问的人,耶律楚材在诗中说“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16]。意思是说西域到中原路途太艰险,双方接触都很难,更不要说打仗。

  我们研究问题要有唯物主义,要接本土的地气。好思想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尤其是从本土里长出来;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从外面带一点思想──哪怕是马列主义──到中国来,若不能在中国扎根,那它就会水土不服,人听不懂,这样的思想自然就行不通。与王明等不同,毛泽东思想是从苏联十月革命传来并经中国土地生长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用长期和间进的方式销蚀一个民族的战斗精神,是西方殖民主义推行对外文化战略的重要手段,而让被压迫者放弃武装则是这些计划内容的核心。1798年夏,法军登陆埃及,10月开罗发生暴乱,拿破仑对其实行了极为严厉镇压。但对德高望重的伊斯兰教长舍伊赫(舍伊赫,阿拉伯游牧部族的首领和农村中的长者称号,埃及等国某些伊斯兰教派的教长也称舍伊赫),则网开一面。当时法军并不理解,说他们是“暴动头子”,应该处死。拿破仑回应说:

  不,这个民族同我们和我们的习惯太格格不入了,我宁愿这个民族有象他这样既不能骑马,又不能拿刀的首领,而不愿意看到象穆腊德别和奥斯曼别伊[17]那样的人当首领。把这个衰弱无力的老人处死对我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产生比您所预料的更为危险的后果。[18]

  拿破仑的话是对英国在印度扶持甘地、在南非推举曼德拉政策的透彻说明。马克思说:印度的命运是悲惨的[19],这是因为印度从灵魂到身体全被英国殖民主义者肢解了。去过印度的人知道,小城墙古迹多,这说明古印度是国家众分,地众分说明国家分裂,神众分说明精神分裂。如果中国也跟印度一样,有好多个宗教、宗派,宗教教派多了,今天这课就讲不下去了,甚至连饭也吃不到一块,更不要说讨论问题,一天到晚内斗。你的神和我的神不合,就弄不到一块了。印度神多,是英国人有意给它留的。英国人、美国人都虚捧印度是宗教和种族博物馆,虚捧它是有“包容力”的国家,这是忽悠。无中心的包容,其结果是没有力量。英国人从不这样干,他们长期镇压爱尔兰人,不允许国家分裂。美国人也是这样,他们杀光了印第安人。神多民弱,我们中国若有数不清的宗教派别,意识形态不统一,大家还能坐在一块儿吗?坐不到一块儿,天天争吵这样咱们就没有力量,中国就走不到今天。

  英国人在建立世界帝国过程中,也学会了比较圆熟的治理世界的政治谋略,二战后,当英国人失去帝国时,他们又很快学会并掌握了文化诱导世界政治的谋略。前者的核心是“均势”,后者的核心是“普世”,而实现二者的核心手段是“间接战略”[20]。这种战略的核心在于把战斗行动减少到最低限度,主张翼侧迂回,以避免从正面与敌直接碰撞;强调用各种手段袭击和震撼敌人,使其物质上受损,精神上失衡,最终达到不经决战而制胜的目的。在文化战中,避免用直接表达而在尽量多地用间接的方式传达其战略目的,并诱导对象服务于自己的目标,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这是英国人最擅长的手法。

  2000年,我曾在印度尼赫鲁大学访学,我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印度大学里有广泛的传播,尽管英国人不允许印度人掌握这种思想,但英国统治者不是直接而是用间接即用普世的学说淡化印度人的革命灵魂。你看甘地,再看曼德拉,两个多像呀,还有马丁·路德·金,这三个人都有共同特点,能坐牢,非暴力,不合作。能坐牢谁怕你呀;不合作,英国人不怕,只要你非暴力就行。马丁·路德·金说他有个梦,梦你尽管做,你只要不拿枪就行。毛泽东是拿枪的,拿枪就是唯物主义。印度曼德拉和甘地这两个本质上是一个人,是英国一个模子倒出来了,他让大家不去斗争,去坐牢,然后放你出来,再给你诺贝尔奖,甘地、曼德拉这样的奖最多,诺贝尔奖中的社会科学部分多是用于麻痹第三世界的。

  英国人的这种“塑造”文化的方式不独用于东方,对于与他们长期对立的法国人,英国人也不放过。大家知道,1789年法国大革命是在1644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英国人明白,这是对法国历史有重大推进作用的伟大事件。但英国人不愿意法国强大,于是他们用貌似客观公正的“普世”作品丑化这场革命,将它描写为暴民们发动的反人道的恐怖杀戮。比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双城记》就是这样一部用貌似客观公正的博爱方式妖魔化法国大革命的作品,将它描写为一场暴民运动。这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如此之强,以至82年后即1871年法国巴黎社会主义革命政权诞生后因不敢再使用暴力反被梯也尔反扑势力推进血泊之中。可我们至今未见英国像推崇《双城记》那样推出对梯也尔屠杀巴黎公社社员谴责的作品。

  当时生活在英国伦敦的卡尔·马克思为巴黎工人阶级寄以极大的支持并在理论上对巴黎公社的失败教训予以总结。他通过《法兰西内战》这部伟大著作破天荒地为工人阶级提出了他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设想,欧洲大革命被镇压后发现,在1871年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更加明确了的工人阶级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思想[21]。

  今天的美国人对这些文化殖民的手段也是运用起来也相当娴熟。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写道:

  西方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根本没有关于亚洲的认真报道。来自中国、印度,甚至日本的报道除了一些奇风异俗(农历春节、空手道、中国的饮食),就是一些令人厌恶的东西(色情旅游、麻风病、黑社会),再不就是有刺激的政治报道(恐怖主义、宗教暴力、毒品贩子的公开死刑)。[22]

  事实证明,这些“和平演变”的手段对中国的破坏作用是有限的,其原因是中国没有被完全殖民化的历史。有主权的国家才可能有自己的民族英雄。看似无意识和无政治的古玩收藏市场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潜意识及其结构。咱们到古玩市场看一看,有没有见过买或卖秦桧的字,有没有见过卖汪精卫的字,没有吧。雷锋的字也会有人收藏,因为他是英雄。这样一个有道德高地的民族你能战胜吗?当然不能。日本人叫梅兰芳出演,刀架在脖子上,梅兰芳就是不演,这就是民族不败的力量。毛泽东为什么称梅兰芳为“梅先生”,这是因为在抗战的关头,身在敌占区的梅兰芳看穿了日本人的阴谋,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决定“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23],显示出真男子的气概,这样的人就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现在有些文艺片已少有这样的认识了,弄些什么呢?弄一些《色戒》之类的作品,男不男女不女的,父子同台献艺,当爹的留个大胡子,当儿子的留长发戴耳环,这都是要扼杀我们民族自觉自立精神的殖民文化。英国殖民时期,香港出来一个李小龙,李小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对香港人心的巨大震撼,它使香港人有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这在李小龙的武术中体现了出来,结果如何呢?结果是李小龙年富力强时“因病不治身亡”,最后弄了另一个“龙”,一改李小龙武风,整天钻在阴暗的地沟里,满脸黑污。香港回归后,又收摊不打了,穿一身西服,干吗呢?搞普世价值,搞环保,战斗精神一点也没有了。殖民文化就是要用一切形式打掉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战斗精神。打倒一个民族,首先是打倒或分裂这个民族的主体精神,而英雄主义就是主体精神的集中表现。

  2.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中华民族没有经历印度那样完全被殖民化的历史,因此,中国人认识论还更多地保留着传统的经世致用的特点,这种方法的哲学概括就是“实事求是”。重经验、轻先验,“未知生,焉知死”[24],“子不语怪力乱神”[25],“是”存在于现实的“实事”之中,一切从实践出发,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西方文化战中成功的前提是将当地国人民的唯物史观偷偷移植为唯心史观。在中国,中国人顽强的现实主义生活态度让西方很难推行他们的文化战略。这是我们长期能保留下来并仍在强劲发展的精神原因。

  毛泽东这一代共产党人的认识武器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同学们恐怕体会不太深,为什么?除了这些年教育忽视外,最重要的还是大家经的事、尤其是经的难事少。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将。什么时候能够对辩证唯物主义有深刻的认识呢?在你困难的时候,困难是真理诞生的地方,也是认识真理的好学校,你没有困难,就没有问题,当然也找不到真理。“实事”,就是问题,“求是”,就是找真理。在“实事”中“求是”,而不在天国中求是,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人思维中的认识传统。

  世上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生死,生死使世界瞬间真假分明。举例来说,咱们现在都搞学问,没有生死存亡时,大家治学靠的是逻辑,比如大家吃饱饭后来讨论粮食安全,谈一天也谈不出个所以然,各有各的逻辑,不同的逻辑推出不同的道理,但如果饿三天再来谈,会议中间再放一个馒头,大家没有那么多定义了,也没有那么多逻辑和斯文了,眼睛发绿,直盯馒头,随时准备动粗。吃饱时,你问他什么叫粮食安全?他说有广义粮食、狭义粮食,还给你造出些模型和数据,一套一套的,饿三天还有那些吗?谁说广义的呢?让他去吃广义“粮食”。那个时候的人越“笨”就越接近真理,因为笨人知道活着才能谈其他。饿三天以后,不用教就明白什么叫粮食安全。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不到难时,特别是不到生死关头,就不容易理解。那么,逻辑是干什么的呢?用于组织材料,而组织材料的起点和材料组织后的最宿,则是生死,即阶级斗争。毛泽东曾教育他的后人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26]

  空话亡国,空话毁家。所谓空话就是没有生死感的话。现在咱们写形势分析文章常说有三种可能性,机遇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处理不好还有意外可能。这些貌似有理的话,细一想基本是废话呀。什么事不是三种可能性、机遇与挑战并存呢?周易说研究问题要“远及诸物,近及诸身”[27],意思是说认识远处的事物的结论先要就近放在自己身上试试。比如今天媳妇给你打电话,说老公,孩子找不着了。你能给媳妇说“不要紧,有三种可能性:机遇挑战并存、困难希望同在、处理不好有意外的可能”这样的话吗?当然不能。若这么说,你今天就回不去了。

  学问一定要“近及诸身”即涉我,尤其要跟你的生存有关,没有生存,何谈学问?姑娘家,之所以能成为母亲,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经历。年龄是经历而非时间的纪录。没有事情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孩子是母亲和姑娘之间的界碑。孩子一哭,姑娘就不是姑娘而是母亲了。如果没有孩子的话,50岁的女人还是姑娘,还喜欢接受那999朵玫瑰,接受噗通半跪在女生面前那暖男式的浪漫。但当你作了母亲就不一样,孩子一哭,你就要为孩子找粮食,进厨房,拿菜刀而不是拿玫瑰。为什么拿刀?孩子哭了,得吃饭;如果没孩子,那就另说了:找外卖,打电话。

  长期以来,我们已失去了战争年代那种生死感了,这可从目前那些美女谍片和美女抗战片中感受到:在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的地方,我们的地下工作者还在热恋和相互请客,爱情高于组织任务,这显然是想当然且不尊重历史的作品。当然也有不错的作品,比如说电视剧《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等,我还看过《惊沙》和最近热播的《三八线》,都是有生死感的作品。但这样的作品还不是主流。为什么,人没有遇到生死问题。人一到生死,马上就不一样。饿肚子时,这面放一把玫瑰,那面放一把枪,中间放一个馒头,你看他摸什么,上去肯定摸枪,因为枪能解决吃饭问题。如吃饱时,他一定摸玫瑰,摸玫瑰不解决问题,但能博得好名声。

  中国共产党人是天然的唯物主义者。这是因为她成长之初面对的环境最残酷,不容浪漫。困难和生死就像甩干机一样迅速将党内那些不靠谱的唯心认识淘汰出局。家里洗衣机甩干速度越快,水分抛出去的越多,留下的就越是干货。认识论中的“干货”就是唯物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中诞生毛泽东思想是必然的。我们党诞生在192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打完不久,当时满世界喊的都是浪漫主义口号,什么要面包,不要大炮;要拖拉机,不要坦克等,和平的高调喊得震天响。这些口号很迷人,我们党就诞生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北京大学出了陈独秀,他领导第一届党中央,那时候的政治学不讲斗争,讲妥协,不讲物质利益,讲文化,净搞些西式学问,形式大于内容。在这个时候,我们党成长最慢,一天到晚和国民党谈判。陈独秀今天和俄国人谈一谈,明天往国民党那跑跑,玩虚的。陈独秀不知道枪是要杀人的,为讨好国民党,他还把工人的枪缴了。毛泽东当时很生气,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为什么说那么多“那样”,毛泽东生气啊。

  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土地里长出的。中国二十四史告诉我们的历史不是陈独秀认识的那样。陈独秀是从苏联带来的思想,还掺和着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少有中国本土的思想,玩的都是洋派,现在叫“范儿”,结果蒋介石用屠刀告诉他什么叫“范儿”:1927年“咔嚓”一下,将共产党杀了个血流成河。为什么蒋介石知道枪杆子的道理呢?国民党也是被清王朝杀出来了,六次反清起义失败,最后把孙中山杀清醒了,办黄埔军校,那时候共产党还没有这种清醒。

  1941年冬,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28];1942年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29]这两幅题词,在今天也应作为我们办教育的座右铭。

  学问要接地气,贴靠大地的学问才有生命力。在这方面,今天的北大人一定要学习毛泽东,同学们更要从青年毛泽东汲取力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毛泽东当时告诉陈独秀,陈独秀听不进去,没办法,只有让蒋先生用刀把子来告诉这位书生什么是真理。“四一二”后,共产党一年学了几十年才能理解的真理,脱西服,穿草鞋,进山接地气。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思想扎到中国的土地里,感谢谁,感谢反面教员蒋先生。

  稍微好一点,唯心主义又来了。当时根据地稍微好一点,环境也好一点,人又犯晕。这一次不是北大的陈独秀而是从莫斯科来的年轻人王明。王明直接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的思想,又是外来思想。你拿逻辑还说不过他,人家说起来一套一套的,还带来个军事“权威”奥托·布劳恩,化名李德,人家要正规化[30],说毛泽东太土气,不正规。说起来也是,即使按照现在的干部标准,毛泽东也难达标:不是博导,没有课题费,没有名牌大学学位,也没出国留洋经历,哪一条都不够。人家王明是莫斯科大学的,又受斯大林赏识,不说在当时,即使在今天的干部评价标准中也是很唬人的。

  李德把欧洲平原作战的战法搬到中国西南大山里。欧洲作战方式基于他们的平原地形。大家看这个图。这是欧洲大平原,俄罗斯就是在这个地方,基本也是平原作战。人家王明、李德两位老兄从苏联来中国苏区,也把欧洲平原的战术搬到西南山地。



欧洲多是平原,而中国西南多是山地


  大家看这个地图,这里是西南山地,在这个地方怎能用欧洲平原的方式作战,从欧洲来的李德老兄,就是要在山里找平地拉开决战架势。山体本是自然掩体,他不用,要红军人为建堡垒,筑掩体,跟蒋介石对垒战[31]。蒋介石才不怕他这一套,他手下的将军多学的欧洲的打法,他们与李德那真是师出同门,半斤八两。在平原上决战是欧洲的打法,谁人多就能打赢,打的就是阵地战。但在山地,群山就是很好的掩体和碉堡,你还人为修什么碉堡?你说傻不傻。大部队进了山,群山就像簇簇刀锋把进入其中的整体战斗力削成碎片,这使山地成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32]的游击战的天堂,山地战士受到大山的天然保护。李德不要这些,要在山地找平地,找到平地然后决战,这不败才怪。你说他,他还不听,为什么?人家是“博导”,人家有“课题费”,人家还是“副教授”,你弄不过他。人家王明见过斯大林,还是单独召见[33]。而张国焘更厉害,他见过列宁[34],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35]。这些人牌子都很硬,但一打仗就不行。长征路上打得赢就是硬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湘江之战,我们出门的时候是八万多人,中央红军,回来剩下三万多人,也就是说近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掉脑袋。这个时候你信谁?你还能让王明干吗?当然不能,再干就全完了。



中国西南山地


  这次大家在生死之地找到了毛泽东,遵义会议把毛泽东推出来。有的同志说那个时候我们找到毛泽东思想,这不够准确。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不一样,毛泽东的思想是个人的,是少数人认识到毛泽东,不是大多数。所以大家还需要比较和观察。红军四渡赤水,毛泽东把大家带过了大渡河,避免了石达开的悲剧命运。大家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能力,知道了毛泽东的思想符合中国国情,大家在比较中也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

  王明、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照搬外国经验带来的问题,差点亡党亡军。那个时候军事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当时朱德、毛泽东两个人没有思想框框,朱德是从山里打出来,毛泽东是从中国土地长出来,要文凭没文凭,但将红军带过了大渡河。这时大家才充分认识到了王明、李德的错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红军不久又遇到张国焘错误路线更大的干扰。

  张国焘当时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还见过列宁,当时他在川陕一带根据地搞得不错,从短期实践角度看,他对红军的发展还是有贡献的,有许多干部因此对他还有迷信。但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在红军前进方向上与毛泽东发生争论。张国焘要向南进入川康,毛泽东要北进陕北。孰是孰非,还得实践检验。结果跟着张国焘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而跟毛泽东到陕北的部队则从胜利走向胜利。

  长征路上,毛泽东为什么比王明、张国焘正确呢?因为毛泽东比他们更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张国焘的知识多是书本上的知识,又有许多骄人的头衔和光环,个人极度膨胀,这样就不容易做到实事求是。1935年6月毛泽东告诉张国焘的南下方案会使红军“成为瓮中之鳖”[36];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决不会做瓮中之鳖”[37]。毛泽东讲的是经验,张国焘说的是逻辑。显然张国焘对中国四川的地缘政治的无知达到极点。但张国焘有兵有权,那怎么办呢?只有与湘江之后的经历一样,再让实践检验。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告诉身边的同志:“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38]

  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早在1926年毛泽东就注意对中国地缘政治研究。他在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曾主讲过地理课[39],他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员除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对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上给予政治的影响等,也都要了解[40]。1970年12月,此时,毛泽东注意到林彪“篡党夺权活动”的企图,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41]

  关于四川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说一说,大家看地图,四川这个地方是一个口袋,有一个好处,属盆地地貌。我在《中国地缘政治论》那本书里就谈过这个问题,盆地内部相对平坦,人生活比较好,发展比较好,但是重庆是一个封口,汉中是一个封口,汉中北面又是东西走向的秦岭。如将汉中、重庆两个口子封住,谁也进不了中原。这就是毛泽东说的“瓮中捉鳖”的意思。所以刘备入川后先拿汉中。不幸的是,拿下汉中后又失了荆州并由此错失了由荆州北上与汉中东出部队会合的战略时机。刘备死的时候在白帝城,为什么在白帝城?他通过夷陵战败知道蜀都不可立于成都,应该立在重庆。白帝城位于瞿塘峡口的长江北岸,今属重庆奉节县。刘备在夷陵失败后明白重庆的重要性。当时他已占领了汉中,如再卡住重庆,那就巩固了对出川进入中原的第一要地荆州的控制。明白了这些,就明白了为什么重庆是直辖市,为什么汉中归陕西,这都是国家治理所需要的地缘政治知识。毛泽东明白这一点,也了解历史上蒙古大军数度入川后的死生艰难,但张国焘不明白这些,个人又很膨胀,根本听不进去毛泽东的忠告。先要南返,后又勉强北上后与中央分道西折新疆。结果张国焘西进部队几乎全军覆灭,而跟着毛泽东进入陕北的红军,在“西安事变”后日益壮大。

  长征路上毛泽东与王明和张国焘的路线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将党从溃败绝境地带向与国民党联手进入全国抗日的生死经验,使全党很快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可以依赖的引领全党走向全国胜利的思想,这个思想在党的七大上便被全党公认并命名为“毛泽东思想”。

  我党找到成功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很不容易:前面是蒋军堵截,后面是军阀围追,一路尽是枪林弹雨。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42]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我们现在也有人走长征路,手中举的是红旗,心里想得是旅游,没生死危险,就体会不出什么是长征,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理论结合实际,它深深地扎根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之中,这两点又可归结为实事求是。实事,是具体事物,这是唯物论,求是,是具体事物中的真理,这就是辩证法。真理总是具体的,王明和张国焘与毛泽东争得不是真理是什么,而是哪里的真理。毛泽东说的是中国的真理,王明说的是苏联的真理,而张国焘说的则是个人的真理。这就是差别。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会见外国友人时说:“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43]

  理论结合实际,用咱传统的话说就是“经世致用”。人在灾难的时候,思想就与实际结合的密切;反之,人的思想就“饱暖思淫欲”,要胡思乱想。

  在历史上凡是脱离实际,国家必有灾难。东汉后期,整个儒学都垮了,为什么垮?空谈名节,不解决问题。这时的儒学是被歪曲了的儒学。其实上升时的儒学是很好的,孔子本人的思想是带刀子的,西汉董仲舒把孔子弄成长袖大褂、阿弥陀佛状,这不是孔子的原型。孔子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子路,一个是颜回,子路是干嘛的呢?子路是舞枪弄棒的,这是枪杆子,颜回是笔杆子。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孔子也知道这个道理。孔子当宰相第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少正卯这个人类似今天的“公知”,处士横议,没有建设性,尽是负能量。知识分子有很多优点,但脱离实际的缺点也很突出,孔子反对的就是这个。毛泽东看得明白,他在读史时写下批语:“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44]“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45]。”[46]我们现在宣传的那个“孔子”有许多内容是董仲舒“修正”后的,也是毛泽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的。1973年毛泽东告诫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47]

  汉朝以来的“孔子”是被歪曲的孔子,它误导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三国里面的杨修即是一例。杨修生于东汉末年,小聪明,但没有建设性。曹操在门里写个“活”字,他能看出是“阔”,也就这本事。将他与曹操麾下的郭嘉一比,就有了泥云之分。郭嘉在曹操统一北方的事业中出了不少经世好主意,他有些像在统一六国中起了大作用的秦朝李斯。曹操有些像朱元璋,看到东汉为文人空论所毁,对脱离实际的酸腐文人很厌恶。他需要有经世致用精神的知识分子。杨修属于后者,罗贯中对他惺惺相惜,贬低曹操,原因是罗贯中也是杨修式的人。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书称他“有志图王”。1356年他入农民起义军张士诚麾下,主张不纳便离张而去。1366年到杭州后埋首创作《三国演义》。这本书中最动人,也是最害人的章节是“刘玄德三顾茅庐”[48]那部分。为什么?罗贯中从政欲望不减,但又不想自己找上门,希望皇帝──可能就是朱元璋──来请他,请一次都不成,还得找三次。结果他至死也没有等到这一天。与孔子的命运相似,本想当政治家的他不想却当了著名的小说家。《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形象被写的比刘备还高大上、是刘备离不开的智囊人物。为什么这样写呢?罗贯中在自比,暗示自己对新皇帝的重要性。古今知识分子有点本事就膨胀的弱点在此展露无遗。

  既然是自比,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人物形象就大有处士横议、脱离实际的毛病。比较刘备,刘备说要进取中原,人便死在往东的路上。诸葛亮满嘴东进,脚往西跑,最后死在不东不西的定军山上。“堪笑书生轻性命,每逢险处更徘徊”[49],用陆游这句自嘲的话评价诸葛亮也是合适的。书生常说“头掉大不了碗大一块疤”,不在乎,但若扣他一个月工资他就会跳起来,几天都生闷气;退休不混个局级也要抑郁得癌症。为什么刘备死在白帝城,夷陵失败后他知道了失掉荆州的原因是国都应放在重庆而不是成都。没有荆州的话,占领汉中就没有意义了,他就进不了中原了。事实上,自从刘备夺荆州失败并因此去世后,诸葛亮的北伐,尽管有《出师表》那样的慷慨悲歌,始终没有走出汉中。刘备率军东取荆州是关乎蜀国生死的大战略,诸葛亮名士作派,在皇帝打败后还在成都摇扇子,耍小聪明,不主动前去勤王接驾,这不是不靠谱吗?《三国志》上说“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也就是说,诸葛亮是从成都被召到白帝城的。若不召他过去,他还在成都拥兵等皇帝到城下叫门,这不是政治不坚定吗?所以刘备见诸葛亮时先讲权力交接事,是在考验诸葛亮,对他不放心。“惟工书,名过其实”[50],这是陈寿对诸葛亮之子的诸葛瞻的评价,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个评价用在诸葛亮身上也不为过。

  所以说,同学们在读书时不要学杨休、诸葛亮式的“名士”范,要学习毛泽东去伪存真,学以致用的学风,不然就学歪了。周勃是西汉开国大将,战功卓著,刘邦死前吕后问宰相人选,刘邦说:“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51],毛泽东赞扬周勃“厚重少文”[52],今天我们同学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要培养“厚重少文”的精神,无此则不能在未来承担建设国家的重任。

  搞唯心,要亡国。战国时齐国搞“稷下学宫”,这相当于今天的研究生院。齐国为什么搞文化搞得那么有声势,有钱,卖盐。因为那个时候谁有盐谁就有钱,就和今天卖石油的中东国家差不多。盐是稀缺产品。管子说:“国无盐则肿,守圉之国,用盐独甚。”[53]守圉之国,就是不能产盐的内陆邦国,它们对盐的需求特别大,据说黄帝和炎帝在阪泉的冲突就是为了争夺盐池[54]。所以战国时齐国卖盐发大财,有了钱干什么呢,搞“文化大国”。秦国则不同,它搞经世致用的学问。秦国把“薛蛮子”“秦火火”之类不着调的人都赶走了,赶到哪去了,多到齐国去了,齐国都接纳。秦国用了谁?商鞅、李斯。韩非子人被杀了,但他的学问用上了,这些都是厚重少文、经世致用的学问,秦国由此崛起。秦国是“立庸君以弱晋,得城池而强秦”[55],把寄留在秦国的各国的君主的孩子们教成戈尔巴乔夫式的脑残人物,将他们都送回本国,扶上王座,很像大英帝国时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在印度、南非、香港等殖民地区的做法。当时秦国干嘛呢?给齐国送黄金,鼓励齐国搞“课题”,送“课题费”,就像今天美国人给我们一些人课题费一样。秦国鼓励齐国研究“白马非马”之类的不靠谱学问。“白马非马”研究对训练人的思辨能力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治国理政的实践却意义不大。战士打仗骑马,你说“白马非马”,这怎么打。说是敌人又不是敌人,这又怎么打仗。

  前一阵,国际关系学中流行所谓“建构主义”,对重大的国家利益认知不从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的占有去考察,而是从“国际社会中经过国家间长期互动固化的认同符号和共同观念”[56]中去考察,说苏联解体“其原因不主要是苏联自身实力的衰落,而关键在于苏联的政治认同与国际身份定位有了很大的变化”[57],这不是开玩笑的吗?靠想象建构对象,说你是敌人,我一建构你就不是敌人了,那是没有饿肚子,是小资的矫情。我上课给同学说,不要说建构敌人,你先给我建构一个男朋友试试?

  刀子并不是用来炫耀的“符号”,而是用来争“馒头”的工具,“馒头”对国家就是资源,对阶级就是生产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58]。欧洲上古史的罗马与希腊的命运,类似于中国同时段的秦国和齐国。黑格尔说:“束缚就是罗马人的宗教;相反的,希腊人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59]这里的“束缚”如译为“纪律”就比较贴切。战国时的秦国力行铁血统一,齐国则玩“百花齐放”,结果当秦国大军抵至齐国城下时,齐竟不战自降。那才真是: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60]

  齐国之亡,与苏联亡国很像。脑残了,搞唯心论。学问研究不好会把脑子搞坏的,所以毛泽东说:“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61]

  3.毛泽东思想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地继承

  唯心论盛行时,唯物论也会出现有力反弹和抵制。实事求是就是东汉时提出来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因为此时中国知识界太脱离实际了,空讲名学。名学,用今天的话说叫“爱惜羽毛”。这个毛病在东汉末期尤其严重。国亡了,就知道光爱惜个人羽毛是没有用的。所以朱自清说:“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62]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杨修乃至罗贯中本人及其作品很有些东汉名学遗风。

  东汉之后,宋朝也是一个学风严重脱离实际并由此亡国的王朝。宋朝的GDP在当时是世界第一[63],有些像战国时的齐国,富裕却弱智。为什么?那时的学问受唐末禅学的影响。

  理解宋朝的意识形态就有必要在这里与大家说说“禅”。禅宗的学问可以说是东汉之后的魏晋玄学与佛学杂糅的结果。我写了一本《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中里讲过这事。东汉时佛学进了中国,它与同期进入欧洲的基督教一样,也是有政治诉求的,也要与国家分权。基督教到欧洲那边去更是赤裸裸地要夺权,他们曾夺取了一半天下,可佛教到中国没有达到它的政治目的。与进入法兰西平原的查理大帝承接罗马帝国的外衣和基督教意识形态的需求一样,中国北方的鲜卑人进入中国北方后也需要自己的意识形态,但他不能用儒学作为鲜卑人的意识形态,因为用儒学他们就被汉化了,于是就请来了西来佛教。当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对佛学和佛僧们特别的尊重,受到尊重的佛僧们就有了日益膨胀的野心。有一次太武帝出师平乱,路经长安在僧庙发现藏有兵器,疑其反心,北魏太武帝便对佛教开始镇压[64]。但镇压后鲜卑人还没有可以与南方儒学相匹敌的意识形态,没办法,后面的皇帝又把佛僧们再捧起了,让他们拥有大量的寺庙房产、地产,钱多了有的还放高利贷。当时寺院财产已占国家财赋的三分之一[65]。这时佛僧们从政欲望萌复,以至他们利用国家给予佛教的“优惠政策”,以众多寺院为基地发展出有如少林寺那样的带有武装性质的佛僧力量,这已悖于佛学教义。北齐时佛僧们干政日深[66],这引起北周武帝警惕,周武帝发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二次“灭佛”运动。由于这次事件主要发生于建德年间(公元573—578年),佛史称之为“建德法难”,书称“为期虽短,而政令至为严酷。北方寺像,扫地悉尽。僧徒流离颠沛,困难莫可名状。或以身殉法,或隐迹尘俗,或遁匿山林,或入通道观。”[67]

  隋之后,反复受到打击的僧界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开始好转。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还拜天台宗始祖智顗为师[68],二人关系好的就像今天的“哥们”。但到隋末时,佛僧们却成了帮助李世民反隋的重要力量。大家知道的少林寺就是由于助唐反隋有功,才能在唐朝成为一段佳话。但从另一方面说,武力助唐也是干政,唐太宗明白,佛有能力反隋,也会有能力反唐。所以唐太宗对佛僧是限制性使用,防止它干政。说我姓李,我只能信奉道家而不是信佛。道家鼻祖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dān),佛家只能在道家之下。李世民治国理政用的都是儒生。为什么呢?因为儒学不是宗教,儒学重现世,只有现世崇拜,这就是“忠君报国”,中国“患”字就反映了这个思想。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一个国家若有两个神,这个国家就麻烦了。为什么说我们党员不能信宗教?你想一个人心里若有一个耶稣,白天还要过党的组织生活,怎么过?这不内心打架嘛。西方与中国不同,西方一边是天主教主,另一边还得效忠皇帝,这造成了西方人心分裂,从而导致国家的撕裂,天天为众神而战,统一不到一块儿。因此欧洲大陆的版图很有点“微积分”,极度破碎。破碎了就打架,两次世界大战发生在欧洲绝非偶然,微积分学科出现在欧洲也绝非偶然。中国人不存在这个问题。

  中国人讲究的是和文化,和与合不同,和,《廣韻》順也,谐也,不坚不柔也。《书·尧典》协和万邦。合,《说文》,合口也;《玉篇》同也。中国人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重“和”轻“合”,比如说“苟合”等。中国人不求“苟合”,更不求二分。这一点可从中国对数字的偏爱中得到反映。中国人喜欢“一”,反感“二”,比如“一以贯之”“忠贞不贰”等。“二”在中国文化中多是贬词,说这个人缺心眼就说他特“二”,说人不忠就说“有二心”,说这人莽撞,就说他“二百五”。中国人表达“二”的意思时常说“对”,说“双”,说“俩”,说夫妻双双把家还,成双成对,说“哥俩好”,中国人说一个忠心为“忠”,两个忠心为“患”。这些都是对立统一。西方人热迷康德的“二律背反”[69]。

  唐朝佛僧们并不满足其“少林”虚名,在武则天建周时,支持武则天的改制,又干政了。武家革唐的做法不可能得到儒家的认同,武家只有从佛门寻求支持。而此时的佛僧们前所未有地发挥了能动性,其间表现最突出的是武则天最为青睐的华严宗。如果说隋朝时的天台宗只是配合国家的话,那这时的华严宗则走向极端,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宫廷斗争,为“武皇革命”打头阵。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武承嗣伪造载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70]的瑞石。部分佛僧对此心领神会并于次年(载初元年,公元689年)秋七月,有“东魏国寺僧法明等”[71]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盛言神皇授命之事”[72];“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73]。现存敦煌《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中有为武则天改朝造势、神化武则天的内容。但是,积极参与武则天取代李唐的运动并没有给本已获得很大发展的唐佛加分,相反却为佛门引来了更为严厉的唐武宗“灭佛”运动,史称“会昌法难”。

  唐武宗灭佛很彻底,但不极端。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与西方不一样,西方对“异教徒”是赶尽杀绝,中国不这样,中国求和而不强合,只是限制其负面的东西,保留其正面的东西。在制度上王权通过对佛僧剃度和封号标准以及生存空间即寺院规模的控制,将佛教仅仅限制在“学术”的范围,由此牢牢地将佛事掌握在自己手中。潘桂明等学者认为,这“实际上也是整个五代王朝对佛教的基本态度”[74]。

  经过这一番“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中国统治者终将多元意识形态中的积极内容融于以“忠君爱国”为使命的中国儒学,宋时融儒释道三家为一炉的新儒学的出现标志着这个过程的基本完成。佛教主流也从隋时与国家合作的天台宗到武周时富有张力的华严宗最后归位到主张自我心灵反省的禅宗。那些曾经激进入仕的僧人则转向“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75]的异端,尽管不是主流,但它还是“一方面反映了佛教自身的衰落,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对现实人生的厌倦和否定”[76]。毛泽东说:“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77]这话讲得非常深刻。

  禅宗的特点是什么呢?这讲起来比较复杂,但讲的通俗些就是将道家学说中合理的相对论思想无限放大并发挥到极致,道家更多地用这种思想解释自然,部分用于人类社会,禅宗则用它改造了人心:比上不足,比上有余,世界就好像卓依婷演唱的那首《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这首歌充满禅思,听多了,人就不担当了,就没有立场了。但它也有一个好处,能让人解脱痛苦,或者说痛苦的心可以得到麻醉。从这个视角大家看,苏轼的那首《题西林壁》与卓依婷演唱《故事里的事》,异曲而同工: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们要从政治角度解释,就可看出问题:说你是一个宋朝人就是宋朝人,说你不是宋朝人,就不是宋朝人。为什么你把你当成宋朝人,是因为你把你当成宋朝人,你不把你当成宋朝人你就不是宋朝人。如果这样,你怎么打仗呀?肯定不打仗了。鲁迅笔下的阿Q人物形象是禅宗在清末民初时由学问堕落为滑稽的反映,这与今天曾喧哗一时的美国新自由主义在已由学问转为滑稽所经历的路径大体相似。

  苏轼去世于1101年,26年后,即1127年宋朝便遭遇了“靖康之耻”,北宋由此亡国。大家比较一下发生在1127年宋朝的“靖康之耻”和发生在1449年明朝的“土木之变”,没有定性的北宋人“横看成岭侧成峰”,在金军的攻击下不堪一击,宋徽宗、宋钦宗被俘,北宋灭亡。明朝人在于谦的带领下战胜了北方瓦剌大军的南犯,于谦的冒死担当保住了北京,大明王朝又延续了两百多年。

  那是不是宋朝人就没有立场呢?也是有的,宋人的立场就是“天理”,天地宇宙,一理而已。这个“理”是什么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普世价值”。就是说只有共性没有个性,只有普遍性,没有具体性。其结果,民族、国家的个性没有了,没有个性的“立场”只有神才有。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接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时说:“我那一篇文章,叫《矛盾论》,其中一段叫‘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单独存在,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人类是看不见的,看到姓杨的、姓周的,看到大人、小孩,但是看不见‘人’。”[78]

  北宋人天天空说理学而不求实际,这种思想再有禅宗的相对论思想从侧面推波助澜,导致“靖康之耻”以及随后的宋人偏安苟且的孱弱命运。

  历史是自然与自觉的统一,许多时候人心还是很重要的。南宋诗人刘过[79]在《龙州集·襄阳歌》诗中提出“人定兮胜天”,意思是人只要坚定才能胜天,人要不团结就不能胜天。为什么南宋人能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他们的遭遇使他们知道北宋灭亡的问题所在。北宋搞唯心,玩虚活,一玩虚就亡国。有意思的是,在当下中国,禅学和“普世价值”又双双在中国涌动,其中还有台湾地区“禅学大师”推进,有一段时间还曾形成相当的声势。如任其泛滥,其前途宋朝已有前辙,清末更现恶果。

  封建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觉醒和自觉从什么时候开始,一般说来是从王阳明(1472年—1529年)开始。但在此之前的北宋的司马光(1019年—1086年)、南宋的朱熹(1130年—1200年)等所做的思想铺垫万不能忽视。

  宋代哲学成就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960年—1127年)末期周敦颐(1017年—1073年)及其学生程颢(1032年—1085年)、程颐(1033年—1107年)将“太极”之说推高至普世“天理”,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80]。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这导致宋代政学两界空论风盛: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81],为政者则“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82]。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83],这使国家许多官员的政治见识多流于“纸上空谈耳”[84]。苏辙(1039—1112)曾向皇帝痛陈: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85]

  这种现实与盛唐时那“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86]的情势形成鲜明反差,而与目前中国大学生蜂拥直考国家公务员的情势及其后果却十分相似。

  脱离实际的学风和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对宋朝的军事力量造成致命的影响。北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御史中丞贾昌朝《上仁宗备边六事》痛陈军界乱象:

  太祖初有天下,鉴唐末五代方镇武臣、土兵牙校[87]之盛,尽收其权,当时以为万世之利。及太宗所命将帅,率多攀附旧臣亲姻贵胄,赏重于罚,威不逮恩,而犹仗神灵,稟成算,出师御寇,所向有功。自此以來,兵不复振。近岁恩幸[88]子弟,饰厨传[89],沽名誉,不由勋效,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尔,御侮平患,何望於茲?然乘边鄙无事,尚得以自容。昨西羌之叛,骤择将领,鳩集士众,士不素练,固难指纵[90],将未得人,岂免屡易?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故战必致败。此削方镇兵权过甚之弊也。且亲旧、恩幸已任军职者,便当为将,兵谋战法素不知晓,一旦付千万士卒之命,使庸人致之死地。此用亲旧、恩幸之弊也。[91]

  文恬必致武嬉。宋末将军们多由近亲宠幸繁殖,“饰厨传、沽名誉,不由勋效,坐取武爵者多矣”,这些人不思武备,胸无大志,“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尔”。如将千万士兵交到这些庸人手中,必“将致之死地”。

  《资治通鉴》在北宋的出现是对当时唯心空论的强烈反弹,它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认识大转折的萌动。司马光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92]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93],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94]。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95]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没有警醒沉湎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做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96]。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97]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朱熹诞生于宋朝南迁的第三年即1130年(建炎四年),知识分子的亡国之痛自然伴随他的成长和学习经历,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这时的朱熹与少年杜甫那“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经历相似,同样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98]的伟大抱负,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年仅32岁的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隆兴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朱熹的抗金主张没有被采纳,十一月,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朱熹辞职不就,请祠归崇安。

  1178年(淳熙五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1179年(淳熙六年)朱熹到任。1180年(淳熙七年),朱熹重立白鹿洞书院,1194年(绍熙五年),朱熹在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内,又在长沙重建了岳麓书院。决心从教育入手,再造救亡新人。其中最重要的是确立“四书”为学生必读的至尊科目。1182年(淳熙九年),朱熹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之后,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四书集注》,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元朝迄至明清,《四书集注》遂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1183年(淳熙十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直至1200年(庆元六年)去世。

  与历史上许多曾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在完成它的使命后便遭遇“否定之否定”命运一样,“四书”被列入国家科举的主修课目的教育改革,在其初期──尽管它后来也走到自身的反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进步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大学》将“正心”作为人生事业即“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绝对前提,其意义在于要求知识分子在改造客观世界之前先改造主观世界,要求治学应先有明确而坚决的立场,而不能有那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99]式的相对或说无“诚意”的立场。《大学》强调“格物致知”,这是东汉学者班固(32—92)──大概是对西汉(公元前206—公元后23)大衰败反思的结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认识方法,经北宋普世“理学”的否定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得到肯定。

  后人将朱熹当作宋朝著名的理学家,确切说,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革命家。朱熹与德国黑格尔一样,黑格尔将被康德“二律背反”打散了世界再用“对立统一”整合起来,朱熹也试图将北宋以禅思为底色的理学打散了的人心在再用“四书”整合起来,他在正统的理学概念中注入了革命的内容,将理学改造为可以治国理政的学问。朱熹强力主张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这几部重视实际经验的著作并作“四书”,作为国家教育和科举的至尊课目,通过“格物致知”──这是“实事求是”的不同提法──的教育,将中国知识分子培养和改造为可以图存救亡的骨干力量。飘浮在天上的北宋二程理学就这样到南宋时期被朱熹拉到了大地上,这与马克思将飘在天上的黑格尔辩证法拉到德国的大地上历程有些类似。

  为什么朱熹会有这样的认识呢?因为他有北宋的亡国之痛,南宋有点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坐视半壁江山在沦落北寇之手而不图收复。如果脱离了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就抓不住朱熹思想的要义,就会从“普世”的角度抹杀朱熹思想的革命价值。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100]其实历史上一切有成就的思想家的命运大体相同。也就是说,他们许多人的思想中的能动的、积极的和革命的部分被后来人“修正”为“普世”即人人可以接受的学说。比如孔子、朱熹、王阳明等的命运都是这样。

  从司马光《治资通鉴》泣血疾呼,经南宋朱熹教育革命的大力助推,中国封建知识分子有了文化自觉。与朱熹(1130年—1200年)同时代的岳飞(1103—1142)、辛弃疾(1140年—1207年)及稍后的文天祥(1236年──1283年)诗词中已有强烈的抗战精神。与孔子、朱熹的命运一样,今天我们有些人也把王阳明(1472年—1529年)学歪了,把王阳明的学问偷换成禅宗的内容,一天坐着没事练心,这是对阳明学偷梁换柱式的歪曲。

  理论的价值在于时代赋予的问题。与朱熹一样,王阳明学问的核心是要解决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为什么要“正心”呢?正心就是立场,有了立场才能谈观点和方法论。为什么王阳明要提出来这个,因为他看眼到明朝空论造成的误国问题,当然这也是北宋普世理学带来的同样问题。

  蒙古人对汉人政权的颠覆,特别是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所俘,朝廷赔款求和这件事情,使明朝知识分子联想起宋靖康之难,他们在反思,为什么每次都是落后民族打败所谓的“先进”民族呢?你说人家不行,但人家把你打败了,最后王阳明说那是由于人心不正,不正是由于没有立场,无立场则人心不定。最后王阳明就说要正心。正心是什么呢?就是先回答你是谁的问题,这就是立场。正心才能修身。为什么?你有根了,你的人生努力才可能是有矢量和有方向的。刚才我说了,中国的思想只能从中国土地里长出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思想。你是哪的人,你是中国人,你的双脚就必须踩在中国的土地上。这就是立场。有立场才可能有力量。所以,王阳明就说,你要正心,明白你是谁,这是全部学问的基础。

  现在中国教育界也出现了类似问题,讲开放就忘了立场和国家。一定要出国才算开放。评高级职称非要出国几个月,这不合适;出国,没问题,但我们更要到中国基层去,到农村、工厂、部队去。不懂中国,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有什么用呀,你得解决中国的问题。有一次曾偶遇刚从国外回来朋友,告诉我他在想一个问题,我问想什么问题?他说在想“我是谁?”我说你是中国人呀,他回答说那不一定。大家看,这出国读书读疯了。我说反正我知道我是中国人,也知道我为中国人民服务。知道了自己是谁才能知道朋友和敌人是谁,这样才会有人生的力量。力量是冲着对象去的。没有对手的人生就是标量的人生,标量的人生看似欢快,实则无力。动物和人的差别就在这里。大家知道力量必须有支点,支点就是立场,你没有支点,后面什么都扛不住。横看成岭侧成峰,这是标量的人生,脚底下打着滑轮,怎么担当,不担当,国破家亡,什么也没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朱熹、王阳明都是为中国人寻找和建立力量支点的人,这才是他们学问的伟大之处,我们也只有从这个方面才能读懂他们的学问。

  大危亡造成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元朝人征服了满腹诗书的宋朝人,北方清人又灭了“学问空疏”[101]的明朝人。宋、明这两个富得流油的汉人王朝为北方强势崛起的马上民族所倾覆,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刺激,被你看不起的人打败了自己,这个时候,汉族知识分子有了文化自觉,此后,中国文化就有了“经世致用”的方向,学问就不再是供文人把玩的艺术品了。

  王阳明是过来人,知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102],为了让明朝避免宋朝空论导致亡国的悲剧,决定要从改造明人的认识论入手。从王阳明之后,中国封建知识分子有了文化自觉,其特点是开始拿枪杆子了。王阳明就拿枪杆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个人都拿枪杆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全拿枪杆子,学问也做得好。司马光泣血疾呼,朱熹准备,从王阳明始。宋人那种学问不用于实践,只用于把玩,学问人和拿枪人多不融通的现象发生变化,一直到近代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知识人都知道抓枪杆子。

  中国近代以来经世致用的学风兴起于湘湖地区,岳麓书院开一代新风,王船山力主这种学风。早年毛泽东受这种学风的影响并终生提倡这种思想。“实事求是”则是这种学风的最基本的要求。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曾在“船山学社”[103]旧址创办自修大学,现旧址门首“船山学社”四字是毛泽东亲笔题书。当时还有一种外来的思想,就是胡适带来杜威的思想,杜威的思想也是经世致用,现在咱们把它说成是“实用主义”,翻译上有问题,好象人家没有主义似的,不是的。杜威说的是效果产生真理,真理是从效果、效用来说的,这就是实践。为此,195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给李达的信中特别叮嘱:“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104]

  二 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且立于不败之地

  一个民族在上升的时候,都是重实践的。像英国培根的实验主义也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也是这样。青年毛泽东在北大见过胡适。可以将它看作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在北京大学“撞脸”,为什么说“撞脸”,因为他们只是在方法论上相似,但在本体论上还是对立的。毛泽东要建立的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胡适要搞资产阶级共和国。后来毛泽东和王明的争论不是主义之争,是问题之争,即中国共产党搞的共产主义是中国的还是苏联的?这是问题的要害。后来毛泽东一直坚持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就应有中国方法和中国道路。当时毛泽东说的话陈独秀、王明等党内大佬听不进去。没办法,只有交给实践检验。1927年“四一二”检验一次,1934年“湘江之战”检验一次,最后到长征路上与张国焘在路线选择上又检验一次。经过这几次生死检验,大家才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毛泽东思想高于其他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是扎根中国的土地中的思想,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

  深植于中国实践的毛泽东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本质特征。唯物主义最强调人民性和实践性。毛泽东批评王明不知道人走路要靠脚,不知道人要睡觉,不知道人要吃饭,还不知道子弹会打死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王明是从学校玻璃窗子里和奖状堆里长大的。他就没见过流血牺牲这些东西,这你怎么搞阶级斗争呀?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看了王明的弱智,特别是看了后来的赫鲁晓夫治国理政的乱来,毛泽东要求在全党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用实践的方法培养中国未来的接班人。现在我理解了毛泽东叫我们上山下乡的意义。我记得是1975年下乡,现在回头看补这一课太重要了。毛泽东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毛泽东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1961年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握手,说要共同统治世界,1962年又跑到古巴搞导弹危机,伸手打了美国一耳光。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没有章法,断定他长不了。同时毛泽东也在想如何让自己的国家避免出现这种“二百五”干部,于是就搞了教育革命,搞上山下乡。

  苏联的干部一直是考学上来的,但这样的人才成长机制好看不中用。大家到紫竹园观察一下竹子,会发现从根部起,第一节如果很长的话,这根竹子长不高。与人一样,第一节本科,第二节硕士,第三节博士、博士后就不长了。粗壮高大的竹子都是根节密的,这说明它是压出来的。人也是一样的,直接考学出来,不经压力,犹如一袋面粉,上面压一点东西就成了半袋。怎么办?撴一撴。上山下乡就是让我们的知识青年撴一撴,农村这一撴,我们撴出优秀人才来了,今天为共和国担大梁的大多都经历了那次上山下乡运动。

  我们下乡时曾有过怨言,但今天自己到了天命之年才体会出毛泽东同志在人才培养问题上的深谋远虑。苏联的干部没有这“撴一撴”的经历,结果人不撴,国家被撴解体了。但坏事变好事,这一撴,撴出个普京来。不经灾难,不出人才。为什么美国衰落呢?它的人才成长机制也有苏联的问题。美国小布什二百五,戈尔巴乔夫也是二百五。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士顿有个讲话[105],意思是苏联经济上是计划经济,西方自由经济搞不过它。借助计划经济,加上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的运用,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把西方国家挤出世界市场。那怎么办呢?撒切尔说,对其制造内部问题,找代理人,找谁呢?她说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撒切尔说,安德罗波夫逝世后,经过他们帮助的戈尔巴乔夫可以继任,借助他可以实现他们的想法。撒切尔的智囊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还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什么叫精英,这在今天的中国就叫“公知”。在讲话结束时,撒切尔一语道破天机说:“事实上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撒切尔为什么敢这样说?一看戈尔巴乔夫就知道了。2008年美国给戈尔巴乔夫一个“自由大勋章”,老布什拍手向戈尔巴乔夫祝贺:谢谢你帮助美国把苏联干掉了。戈尔巴乔夫竟然接受老布什将这枚勋章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2008年9月18日,美国国家宪法中心,美国前总统布什向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颁发“自由勋章”


  20世纪90年代,自毁国家的为什么是苏联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的教育失去了劳动实践这一重要环节,以分数、奖状、表扬等形式上的标准作为干部晋升和人才选拔的标准,这样干部就养成了“娱乐化”“贵族化”“精英化”的意识,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要做工人贵族。”[106]这种意识导致他们与劳动人民越走越远。其结果是在苏联解体时全民无动于衷,因为这个国家与人民的命运没了联系。

  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真是傻到家了。把自己的国家干倒了,还给人家美国人数钱。苏联一解体,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就去世了。她可能知道自己错了,心理承受不了巨大的内疚与痛苦。有思想的人要么早逝,要么长寿。前者多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07],后者大多通透世事。你若与农村90岁以上的老太太谈话,你会发现她们简直就是哲学家,没有她过不去的坎儿。倪萍写《姥姥语录》[108],我发现她把这书写完,她自己就像姥姥了。看来她姥姥才是她的思想导师。

  马克思说教育必须和生产劳动相结合[109],毛泽东又补了句: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110]。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后,就能体会出毛泽东同志搞教育革命的良苦用心。今天我们的教育不能忘记我党“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11]的教育方针。我们的学生和教师不能光想着搞所谓“纯学问”,爱惜羽毛,热衷演说时的掌声、鲜花和霓虹灯光。现在一些文人热捧“民国范儿”,岂不知,民国时,国破家亡,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举个奥地利旗都能保命,举个中华民国的旗就保不了命。这时的“著名学者”还有意义吗?罗马人横扫地中海时,有人说罗马人统治不了地中海,因为他们没有文化。罗马人回答说,把你们统治了,我就有文化了。最后很多地中海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都在罗马人家中当奴隶。那个断臂美人维纳斯,原是希腊美神,后来成了罗马美神,为什么,罗马人赢了,成为了统治者,断了一只胳膊也好看。胜利者怎么都好看,在白人文化为主流的今天,完全可以假设,如果近代史是非洲人开辟的,工业革命发生于非洲,鸦片战争是由非洲人打赢的,请问化妆品今天是黑的还是白的?我认为,一定是黑的。因为颜色本无意义,有意义的是其中的喻意。近代史如果是黑人开辟的,工业革命如果发生在非洲而不是欧洲,那今天就电视里就没有“美白”广告,而肯定是“美黑”广告,黑色就会成为华贵的象征。毛泽东说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审美也不例外。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为见乾隆帝时半跪还是全跪问题争执不下,,到1901年大清国与列强签订《辛丑和约》时,已就不存在全跪还是半跪的问题,而是谁向谁下跪的问题了。此时,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成了“东亚病夫”。为什么?亡国了,打败了。打败了,整个财富就让人家弄走了。亡国了,你个人声誉,什么“著名学者”“大师”,有什么用呀。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把国家看重。有人说,“我就是我”,怎么可能呢?你首先是你父母的孩子,人一出生,他的社会关系就被绑定了。成人后,你必须是某国的公民。拿着身份证,又要当“世界人”,这是小资的矫情。人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国家的发展。钱学森就明白这一点,在美国搞原子弹不可能对准自己的祖国。钱学森离开美国时受到美国的迫害,可中国强大后,又得到美国人的尊重。1950年,钱学森准备回国时被拦住并被关进监狱。可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当年,钱学森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但钱学森没有到美国去接受这份荣誉;2001年90岁生日时,钱学森在美国的好友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校长的委托,专程到北京将“杰出校友奖”的奖状和奖章当面颁发给钱学森。美国人放下身段真是由于折服钱老本人吗?有这方面的成份,但关键是中国已不可战胜。看看巴基斯坦、伊朗等国的核物理学家的命运,我们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我说过,美国的朋友是打不败的敌人。1972年,曾是反共斗士的尼克松就放下身段要见毛主席。会见时,尼克松一口一个“主席”,对毛主席很是折服,身段放得很低。这说明尼克松懂道理。且不说毛泽东的文采,人家一路上就没有打过败仗,并且带领一个党和一个国家的人民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走向强大。对这样的对手你若不尊重,那只能说你疯了。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西方为什么对周恩来是这样尊重,这仅仅用“高富帅”“净白美”是解释不了的。现在有人开始讲“身价”,动辄说某人“身价过亿”,这让人真正体会到了“没文化,真可怕”的含意。




 

  人的“身价”要有也只能是那种高贵和不屈的精神。为什么周恩来在1954年受西方人尊重,那是1953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把美国打趴了。打美国,特别是中国人打美国人,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事。但中国人敢打并且打赢了。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他知道毛主席战争年代养成了夜晚工作习惯,提前一个月昼眠夜作进行练习。当听到周总理说主席要见他时,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基辛格在会见时问:“主席正在学习英文吗?”毛泽东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词,但不懂文法。”翻译对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毛泽东接过话说,“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 paper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112]宾主大笑。

  这就是我们的毛泽东。1953年7月,毛泽东生生把美国打趴在三八线上。有人说,打到三八线不能说明美国失败,最多是平手。问题是当时我们的警告是以美国过不过三八线为底线。麦克阿瑟怕谁呀,整个一个“愤青”,他与小布什都与中国王明一样“不知道人要走路,不知道人要吃饭,不知道人要睡觉”,指挥战争几乎跟上帝一样,看的都是平面地图,指哪打哪。为什么?高干子弟、富家子弟、富二代、富白美,他爸是“李刚”,就这本事!毛泽东这一代共产党人,是真正在战争中洗礼出来的,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打出威风,西方人就认这个。

  一百多年来,我们受尽了屈辱,为了摆脱这种屈辱,开始学人家英国,被英国打,学日本又被日本打,其间也学苏联,在湘江突围中差一点被李德从苏联学来的指挥知识弄得全军覆没。这一次次挫折让我们明白了:不能跟别人,得走自己的路。在这样的语境下才出现了“中国道路”。在这条道路上,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东南亚国家给周恩来拍手,并不是由于周恩来有范儿,也不仅仅是他会讲演,都不是,真正的原因还是我们新中国把美国打趴了。2016年杜特尔特一改菲律宾高调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来到中国,其原因类似1955年“万隆会议”时的情势。今天中国崛起是全面的,美国衰落也是全面的。再强调一下,我说的“美国衰落”的概念是指作为帝国的美国的衰落,而不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的衰落。杜特尔特看到这个趋势,毅然决然来找中国。如果说1955年万隆会议上中国的威信是我们打出来的,那么今天中国的威信是中国人满怀自信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干出来的。

  尼克松、杜特尔特,知大势,有文化,跟中国握手。那么,世界上有没有不知大势、没有文化的例子呢?也有。大家看看这两幅图:




  对于二战罪行,德国人在以色列跪下认罪了,现在德国成了欧洲中心;你看日本,小泉从靖国神社走出来还这副洋洋得意的表情,这就没文化了。日本保守势力代言人《读卖新闻》会长渡边恒雄说:“小泉这个人不懂历史、哲学,不学习,没文化,因为无知,他才会说出‘参拜靖国神社有什么错’这样傻乎乎的话。”[113]犯了错要认错,这是有文化和强大的表现;不认错还横得不行,这就没文化。前阵有报导说,有个煤老板从监狱里放出来,还放鞭炮,让其喽啰去接迎,最后又被抓进去。小泉与这煤老板差不多。现在这个安倍就更没文化了:连“慰安妇”的罪也不认。真正的人应该护弱抑强,保护妇女,不惹事也不怕事。20世纪60年代,苏联与中国翻脸,美国又在中南半岛登陆,大有南北钳夹中国之势。毛泽东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根本不怕。

  我们有毛泽东,有毛泽东思想,中国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