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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的毛泽东
 

〔长篇回忆录〕

 
作者/蒋建农 郑广瑾 bob体育竞猜网首页整理编辑
 
  

第十一章 伟大的转折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在红军总司令部驻地举行(原贵州军阀柏辉章住宅),会议室设在二楼,因

  时值隆冬,天气严寒,室内生了火盆取暖。

  出席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夭)、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孪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参加会议的共20人。由于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会议多数是在晚饭后开始。一直开到深夜。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

  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检阅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在博古的主持下进行。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定检讨,但又坚持认为党中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他把不能粉碎“围剿”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苏区的物质条件差,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瓦解白军工作的薄弱,各苏区红军互相配合不够等等,过分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接着,周恩来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点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并主动地承担责任。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在军事指挥上是有某些失误的,执行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但是他同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从湘南开始的争论,使周恩来进一步认识李德指挥的错误与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周恩来后来说,在这些争论后,“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①”

  周恩来在会上的诚恳的态度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对于博古和周恩来的报告,李德评论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他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②”

  紧接着,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战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

  对“左”倾军事路线作了深刻的批判。这个报告提纲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

  随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是会议上最重要的发言,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毛泽东在发言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大量事实,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全面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说明当时解决军事问题的重要性。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当会议上有人提出“左”倾冒险主义政治方面的错误时,毛泽东机智地予以制止了。他在发言中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方针的错误,如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蓉观因素,为其错误军事指挥辨护的错误观点。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的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深刻道理。

  毛泽东具体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在“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三次‘左,倾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再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③”


  毛泽东还批评了战略转移中的错误:“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的恶劣”,批评李德的“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还指出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毛泽东的发言高屋建瓴,富有说服力,获得了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陈云后来说:在遵义会议上,“只有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主席讲话很有把握,耐博古他们讲的是‘洋道理’。④”

  周恩来后来谈到遵义会议时说:“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⑤”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立即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拥护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因为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是继毛泽东发言之后立即发言支持毛泽东的第一人。作用很大,后来毛泽东多次赞扬王稼祥这一伟大功绩,称他投的是“关键的一票”。周恩来也说:“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事实上是首先取得了王稼样的支持。”

  张闻天在发言中明确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强调现在必须由毛泽东出来领导。他的态度对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毛泽东称赞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

  在会议上,周恩来也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他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朱德是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结成的亲密战友,他历来佩服毛泽东的战略远见和卓越指挥才能。他在会上严肃批评博古、李德排挤毛泽东,军事上瞎指挥的错误,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他声色俱厉地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

  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从桐梓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他来到了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当时正患感冒,发烧,头上裹着一条毛巾,但他仍然专注地听取李卓然的汇报。李卓然汇报了长征两个多月来五军团部队的情况,在湘江战役中折损了整整一个师的兵力,指战员浴血奋战,连连失利,指战员怨声载道,责怪中央领导不力。等等。毛泽东认为他讲的情况很重要,就说:“那你明天在会上讲一讲,好不好?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李卓然在会议上就部队情况作了发言,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会议上大多数人反对“左”倾军事路线,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也有少数人坚持错误。凯丰坚决不同意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反对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他甚至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反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凯丰无言以对。他对会议持保留意见,会后一段时间仍坚持错误立场,他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

  博古在会上虽然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是照顾大局,讲党性,守纪律的。他是会议的主持人,在主持会议时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会后他同意把中央的印章和文件交给中央新的负责人,他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我们应该服从和执行。”“后来经过实践的教育,博古和凯丰都转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等斗争中,坚决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边。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和李德被撤消了最高军事指挥权。李德受到了批评,对博古的批评很大一部分也是批评李德的。他在会上情绪低落,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并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军事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他完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会后,他要求随一军团行动,以体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毛泽东仍然很尊重他,在重大军事行动问题上有意识地经常征求他的意见;然而他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对遵义会议极为不满,甚至到70年代初期,他在《中国纪事》中谈到遵义会议时,仍然充满愤懑,说:“在遵义人们根本就不把我看成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⑦”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后来由于情况变化,改在川滇黔边发展。

  遵义会议最后还作了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⑧”

  会议还增选王稼祥为政治局委员。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由遵义出发到云南扎西(威信)的行军途中,在云贵川三省交界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水田寨宿营时,常委开会分工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

  遵义会议胜利结束了统治党中央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根本转折点。

  遵义会议开始形成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组成的党中央集体领导核心,领导中国革命达40年之久,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洛甫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体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光辉篇章。

  在毛泽东的引导下,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没有去批判“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的错误,这对于减少阻力,保证会议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对此,张闻天有亲身的体会,他说:“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

  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⑨”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一次光辉实践。会议一改过去“左”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策,实行了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会议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斗争是比较激烈的,但没有搞过火斗争,没有搞惩办主义。对于博古,因为他不懂军事,纵容李德搞瞎指挥,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的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负有主要责任,会议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仍然让他参加中央的集体领导,没有把他排斥在外,而且仍然让他有职有权地开展工作。对于持保留意见的凯丰,没有歧视打击,而是让他继续工作,等待觉悟。对于曾经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并已觉悟的同志,会议未予批评,而且委以重任。如王稼祥在会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后又成为党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张闻天在会上不但未受批评,在会后还让他取代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对于李德,会议批评了他的错误,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对他仍然尊重,会后毛泽东经常征求他的意见,他提出的有益建议仍然采纳,对他的生活照顾一如往常。遵义会议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因而达到了总结经验教训,拨正航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的目的。

  伟大的遵义会议,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中共成立初期,即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共产国际的指导,“先生讲,学生听,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纲领和中央全会的决定都依赖共产国际起草。这是党处在幼年时期的特征。而遵义会议,则是在失掉和共产国际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虽然参加了遵义会议,但他在会议上处于被批评的地位,再也不能对我党发号施令。我们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这是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而毛泽东则是最早实践这个结合的伟大旗子。毛泽东说:“我们得到一条经验,任何一个党的纲领或文件,只能由本国党来决定,不能由外国党决定。⑩”又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⑾”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根本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具伟大意义的转变。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了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开始被全党所接受,这表明实际上他被确立了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


  【注】
  ①《遵义会议文献》第64页。
  ②《中国纪事》第132页。
  ③刘伯承,《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
  ④1977年8月23日《访问陈云副委员长谈话记录》,贵州省博物馆资料。
  ⑤《遵义会议文献》第67-68页。
  ⑥李卓然,《难忘的遵义会议》。
  ⑦《中国纪事》第137页。
  ⑧《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
  ⑨《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
  ⑩1964年3月23日同外宾的谈话。
  ⑾1963年9月3日同外宾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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